仲伟民：我的期刊编辑与学术研究之路（节选）

      仲伟民，1963年生于山东宁阳。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国际儒学》主编，兼任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经济史学会常务理事。清华大学博士。1988年至200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历任《中国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编辑、副编审、编审、总编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常务副主编。2005年，转任清华大学至今。著有《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直面人文学术危机》《近代前夜的王朝》（合著）《宋神宗》等。2010年获新闻出版总署“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称号。本访谈谈及仲伟民教授的学术经历，以及学术与编辑之关系、成瘾性消费品、全球史、明清中国以及华北区域史等问题。

仲伟民教授

可以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经历吗？

仲伟民：我本科和研究生阶段都主修历史，至今依然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上世纪80年代，我在攻读史学史方向的硕士学位时，由于对史学史的兴趣并不浓厚，加上当时的社会环境影响，我没有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之后十几年，我一直从事史学期刊的编辑工作，其间，我的兴趣逐渐转向了史学理论、西方史学研究现状和明清史这三个领域。兴趣的转变，与我当时从事的工作有着直接关系。

在编辑部，我主要负责两个板块的内容：一是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特别是史学理论。1980年代，学界对史学理论问题非常关注，许多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得到了持续的讨论。那时，史学界正处于一个活跃的讨论高潮期，不仅有对“五朵金花”的反思，还有关于世界史和中国史诸多重大问题的争议和探讨；二是明清史。由于我的编辑工作内容涉及这一时段，因此我接触到的明清史文章越来越多，我的兴趣也逐渐发生了转移。

我的兴趣最终完全转向明清社会经济史，源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大约在1990年代中期，我有幸和李伯重教授一起参加一场学术讨论会，并且恰巧住在同一个房间里。我们进行了两个夜晚的长时间的交流，李先生的学识令我深感钦佩。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视野非常开阔，并且他的研究方向与我个人兴趣十分契合。那时，我就下定决心转向社会经济史领域。得知李先生正在招生后，我立刻报考了他的博士。从那时起，我便正式进入了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领域，直到今天。

您在担任编辑过程中曾参与组织过一些大型的学术活动，比如“新中国历史学五十年”，关于彭慕兰《大分流》的讨论等，可以请您介绍一下其中的经过吗？请问您如何看待期刊编辑部、编辑与重大学术问题以及与学者之间的关系呢？

仲伟民：当年我在《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时，组织了一些较大规模的学术活动，并且策划和发布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文章。这些活动和文章的出现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1999年“新中国历史学五十年”的专题策划，实际上是编辑部的集体决策和共同行动，我个人更多的是扮演了执行者的角色。我参与组织过多篇重要论文的发表，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邀请王学典教授、赵世瑜教授等教授撰写文章，他们的文章在当代学术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彭慕兰的《大分流》一书，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契合时代需求的选题。事实上，《大分流》2000年出版后便获得了2000年费正清奖，在美国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于该书当时尚未译成中文，国内学者对其内容了解甚少。2002年，黄宗智教授先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书评《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全面批评彭慕兰的观点，因为篇幅较长，所以编辑部以小字号刊登。随后，编辑部邀请彭慕兰教授为《历史研究》撰写一篇介绍《大分流》观点的文章，并且希望对黄文的批评做出回应，于是有了彭慕兰的《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回应黄宗智先生》一文，发表在《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这篇文章篇幅也很长，约有四五万字，在发表前，我们曾讨论是否分两期刊发，最后还是决定全文刊登，同样将字号缩小。彭慕兰的观点对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冲击。尽管现在我们对其观点有诸多争议，但在当时，这些观点对许多学者而言是极其新颖的。彭慕兰的学识广博，他本科研究英国史，后来转向中国史，他的研究跨学科、视野开阔，尤其在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交叉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该文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当然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批评。可以说，黄宗智、彭慕兰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对当时国内学术界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我认为这种引导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重新审视前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第二，学者们不再仅仅停留在抽象理论的对比上，而是开始注重结合历史事实进行讨论；第三，尤为重要的是，它使得中国史学界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互动日益增加。可以说，这一活动是一次标志性的尝试。

另一个我认为可能会在当代学术史上留下痕迹的活动，是召开关于学术规范的会议。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术界重新回归了正规的学术渠道，但与欧美学术界相比，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尤其是在学术规范方面。现在我们知道，硕博士论文要求规范化，而规范化的核心内容包括必须有学术史梳理，必须有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交代，必须有参考文献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求在引用他人观点和著作时，必须准确标明来源，这也是现代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

中国与欧美学术界在学术规范方面的差距，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中国传统学术自先秦至清代的乾嘉学派，并未有如今天这样的学术规范要求，当然西方学术史同样如此；其次，20世纪后期，中国的学术研究在与国际学术界的互动中较为滞后，尽管改革开放后的学术发展非常迅速，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其中尤以学术研究的不规范为最。学术规范问题表现在许多方面，包括引用格式、注释规范、写作风格等。编辑部曾收到过一篇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与他的学生曹树基合写的批评文章，针对《中国历代人口资料研究》一书提出了严厉批评。该书是非历史学者编撰的，存在诸多问题，且规范性极差。葛剑雄教授的批评犀利且直言不讳，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虽然编辑部考虑到《中国历代人口资料研究》是一个团队合作的成果而非个人之作，曾对是否刊发该文章进行过讨论，但在我个人的坚持下，《历史研究》最终决定发表这篇文章。（葛剑雄、曹树基：《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评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文章发表后，引发了广泛关注，使得许多学者开始反思学术规范的重要性，认识到学术研究中的创新固然重要，但学术规范更为关键，必须加强学术规范的建设。

于是，在很多学者的呼吁下，我召集了一次全国性的座谈会来讨论学术规范问题。会议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许多学者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最终我们发布了《关于遵守学术规范的联合声明》，并在国内多个学术期刊上刊载。联合声明第一条就是要求“学术研究必须尊重前人研究成果”：“凡专题研究论文，应就主要的研究内容，概略说明或介绍前人研究的主要成果或研究状况；此种说明或介绍，可以列入正文，亦可采用注释的形式；完全没有此种说明或介绍的来稿，各刊编辑部将不予受理。”（《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七刊编辑部1999年12月关于遵守学术规范的联合声明）此举标志着学术规范问题成为全国性的讨论话题，至今已经有二十多年之久。在这二十多年里，中国学术界在学术规范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如今，我们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在规范化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许多领域已与欧美学术界接轨，学术论文和著作越来越规范，所以这次关于学术规范的研讨会将来在学术史上会留下痕迹的。

在我看来，编辑工作与学术研究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有些编辑专注于技术编辑，自己从不做学术研究，而另一些学者则专注于学术研究，对编辑工作不太关注，这都没有问题。不过，也有一些人既关心编辑工作，又参与学术研究。也正因为这样，中国的编辑界与学术界之间能长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一点与欧美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分工方式大为不同。在欧美，出版社的编辑通常负责技术性工作，不直接参与学术内容的审定，而学术委员会负责学术评审。然而在中国，编辑部的成员大多都是学者，编辑不仅参与学术内容的选择和审核，而且很多编辑自己也从事学术研究。因此，国内的学术期刊编辑在一定程度上是真正的“学术编辑”，这种模式虽然有其独特性，但我个人认为它有助于提高学术期刊的水平，能推动学术出版的良性发展。

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中国的学术期刊水平已有显著提高。当然，科学研究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通常要求遵循国际标准，但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文学、文化等领域，我们应当保持自身的特色，避免盲目跟随欧美模式，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尤其如此。随着我国学术研究逐渐走向成熟，我们正逐步缩小与欧美学术界的差距。由于长时间的封闭，在改革开放初期，许多领域的学术研究与欧美相比落后很远，尤其是中国历史研究。然而，随着学者们不断努力和学术环境的改善，我们正在迎头赶上，取得了越来越显著的成就。在这一过程中，在编辑与出版界同仁的支持和帮助下，大量优秀的学术著作得以发表，从而推动了中国学术界的快速发展，值得我们铭记。

您作为主编和编辑，如何看待去“五唯”呢？您对青年学子写出一篇优秀的论文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仲伟民：去“四唯”、“五唯”，这是教育部、科技部和中宣部三部委联合下发文件所传达的重要精神，我认为这一举措是非常必要的。过去在“四唯”和“五唯”的指挥棒下，国内学术界往往过度追求数量，忽视了质量。这导致了许多学术不正之风的出现，也使得各学术单位在选人用人、评定职称、学生毕业等方面出现了种种问题。然而，去“四唯”和“五唯”并不是学术评价的目的，学术领域依然需要数据和数量的支持。从学术评价的角度来看，上级部门联合出台这一系列文件，实际上是针对学术评价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良风气。个人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相关管理部门在执行评价规则时过于机械化，进而导致学术评价的失衡。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评价学术期刊的水平时，存在多种评价标准，其中所谓的影响因子就是完全依赖数据，通过考察期刊在某一评价时段内论文被有效引用的次数，除以发表论文的总数，得出期刊的影响因子。也就是说，引用次数越多的期刊，其影响因子可能越高。在理工类学科，评价论文水平时，通常参考的就是论文的影响因子和发表期刊的影响因子。完全依赖这些数据肯定是不对的，但完全抛弃这些数据也同样不现实。

在学术期刊和学术论文的评价过程中，我认为应该首先看数据，因为量化数据是一个客观的标准。关键是要甄别数据的有效性，只有有效且可信的数据，才能作为评价的依据。同时，同行评议可以作为辅助，例如，期刊评价可以征求其他兄弟期刊和相关专家的意见；论文评价则可以通过学术同行的反馈来补充。量化评价和同行评价各有其独特作用，二者不能互相替代。尤其在当今信息化时代，完全抛弃数据是不可取的，而完全依赖同行评议则难以平衡效率和公平。因此，我认为应该以数据为基础，结合学术共同体的评价，才能实现客观、公正的学术评价。目前，去“四唯”和“五唯”主要是对过去一段时间内行政管理失衡、执行不当的纠正。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相信学术评价体系会逐步走向正轨，变得更加科学和公正。

至于年轻人如何写出高水平的论文，我认为这是一个既容易回答又非常难回答的问题。要写出一篇高水平的论文，最关键的就是有扎实的学术积累和不断的努力。首先要做到的是深入研究同行的成果，了解前人的研究达到了什么水平，当前研究中还有哪些未解决的问题和深入的空间，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具有原创性和深度的学术文章。学术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有可能实现“厚积薄发”。正如有些人所说，厚积到一定程度，发出来的成果必定是好的。如果过于急功近利，只是为了某个短期的目标，比如争取项目评选或基金资助，而临时抱佛脚、仓促完成论文，那么无论如何都难以写出有深度的高水平文章。

2021年，您的《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一书再版，这本著作通过对茶叶和鸦片这两种商品对比研究来探讨19世纪中国。我们想请教您，茶叶和鸦片何以能够成为对比的两种商品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回想当年在做选题时，最初我并没有打算把这两种商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而是想研究一个更为宏大的问题——即成瘾性消费品在近代世界形成中的作用。至今，我仍然对这个问题充满兴趣。在当时准备选题和寻找资料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无底洞，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单靠个人的能力其实很难完成这个课题。那时，葛兆光老师给了我非常尖锐的批评，他直言不讳地说：“你这么做不行，这个题目虽然非常有价值，但你做不出来，即使做出来也不会很精彩，因为题目太大了，你必须‘瘦身’。”这番话让我深刻反思，并最终决定将课题“瘦身”，范围缩小。在进一步阅读资料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在19世纪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茶叶和鸦片这两种商品极为突出，甚至可以说是天作之合的矛盾对立体。因此，我最终决定将这两种商品作为我的研究课题。

      19世纪，茶叶几乎始终是中国出口量最大的一项商品，尤其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茶叶的出口量甚至占到了中国出口总值的50%以上。而在同一时期，鸦片则是中国进口量最大的商品。因此，我觉得如果能够将这两种商品进行比较，就能够基本反映出19世纪中国在当时世界经济中的特殊地位。19世纪正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代，也是欧洲工业化进程尤为重要的阶段，欧美发达国家在推动经济全球化方面的作用极为显著，而这些国家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认为，茶叶和鸦片为理解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两个非常好的切入点。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料收集后，我认为这个课题是可行的，于是决定将其付诸实践。回顾整个过程，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研究课题，至于到底做得好不好，水平高不高，那就留给读者来评价了。